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股市场外配资，“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重要部署，彰显了党和国家将人民健康置于现代化建设重要位置的坚定决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准确把握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时代内涵，系统推进健康领域制度创新、服务提升与治理变革，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1.把握时代内涵，明确健康优先发展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将“人民健康”提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要求的高度，为“健康优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健康优先发展”是一项具体工作，更是一场发展理念与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要将健康考量系统性、前置性地融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全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中明确健康优先发展的历史方位。
健康优先发展是提升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健康服务、宜居生活环境以及科学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不断提升。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要求我们在发展实践中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引导形成健康的生产方式；在完善城市乡村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建设健康生活设施，营造促进健康的支持性环境；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时大力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这不仅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具体体现，更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新方位。
健康优先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健康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具有鲜明的普惠性与基础性特征。“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科学论断，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当前，我国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卫生健康领域有着明显体现。因此，必须将健康优先发展作为一项关键的社会政策，着力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健康差距，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这不仅能有效防范因病致贫返贫，筑牢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更能使全体社会成员以健康的身心状态共同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成果，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健康优先发展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基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优势，离不开国民健康水平的持续提升。全民健康意味着更长的健康预期寿命、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以及更可持续的内需增长动力，这直接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力资本支撑。在此意义上，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也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底蕴，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健康红利”，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2.完善政策体系，筑牢健康优先发展的制度根基
将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健康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要素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中，形成促进健康的合力。《建议》对“健全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的相关部署，正是从制度供给与政策协同的核心维度，为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地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框架。
完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筑牢人民健康安全屏障。公共卫生体系是保障全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建议》明确提出“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加强疾控体系建设，防控重大传染病”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为我们在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中维护人民健康安全指明了具体的实践路径。一是优化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制度。通过构建一个整合医疗机构、实验室等多源数据的标准化信息平台，配套制定科学、分类的预警启动阈值与响应规程，实现对重大传染病与健康风险因素的早期识别、精准研判与及时预警，从根本上提升“早发现、早处置”的能力。二是健全医防协同与平急结合的制度体系。通过设定公立医院的法定公共卫生责任清单、将疾控机构对医疗机构的技术指导与业务监督关系制度化、建立人员双向流动与培训机制，确保在常态下预防与医疗资源互通共享，在应急时能够迅速实现功能转换与高效联动，筑牢人民健康安全屏障。
深化医药卫生关键制度改革，激发卫生健康体系的内生动力。改革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驱动体系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建议》强调“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彰显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在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筑牢健康制度根基中的重要作用。在医疗领域，深化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运行与评价新机制，配套实施基于多维指标的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在医药领域，完善鼓励创新与保障可及相平衡的药品政策体系，在持续完善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确保质量与供应的同时，配套完善新药审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等政策。在医保领域，强化其战略购买与资源配置的杠杆功能，将资金更多地导向长期效益高的预防性服务、基层诊疗和适宜技术，从而有效引导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实现从以疾病为中心的被动应对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主动管理。
3.夯实基层网底，构建健康优先发展的服务生态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人民健康安全网络的基石，是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诉求的基础环节。《建议》明确要求“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健康优先发展的服务生态，必须通过资源下沉与人才创新相结合，深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将基层医疗机构打造为集预防、治疗、康复、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服务平台，系统性筑牢健康中国的战略支点。
推动资源下沉与体系整合，构建县域健康服务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揭示了资源均衡配置与体系整合在夯实基层网底中的基础性作用。《建议》提出的“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正是对这一方向的呼应。对此，必须系统性地将人才、资金、技术和管理等优质资源向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倾斜，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并引导城市大医院通过技术帮扶、远程医疗实现对基层的持续性输入。同时，要着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制度化建设，以县级医院为龙头，深度整合县域内的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构建“管理、服务、责任、利益”四位一体的共同体，补齐硬件短板，为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创新人才机制，激活基层健康守门人的内生动力。人才是基层网底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既要构建“引育结合”的全科医生发展长效机制，将全科医学确立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持续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模，并建立与之紧密衔接的聘用、履约与职业发展管理机制；也要营造“拴心留人”的职业生态环境，在职称晋升、薪酬分配、荣誉表彰等方面对基层医务人员予以实质性倾斜，建立体现其技术劳务价值和与其健康管理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最终目标是打造一支“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能发展”的基层健康守门人队伍，盘活用好基层医疗资源，加快构建健康服务新格局。
4.强化数智赋能，引领健康优先发展的治理变革
《建议》系统部署“推进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健康中国建设在新征程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以数智技术引领健康治理新变革，要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对健康治理的赋能作用，推动健康治理从经验化、碎片化向整体智治新阶段跃升。
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优化服务体验。数智技术的首要价值，在于其能够突破时空壁垒，重构服务供给模式，是实现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便捷就医”升级的关键路径。一方面，着力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将其广泛应用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临床辅助决策、精准手术规划等领域，通过人机协同，赋能医生突破个人经验和精力的局限，提升诊疗精度与效率，驱动医疗服务从“经验医学”向“精准医学”范式演进。另一方面，大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加快和规范智慧医院、远程医疗建设，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这一举措能有效缓解群众“挂号难、排队久、路途奔波”的痛点，尤其能为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边远地区居民打开一扇通往优质医疗资源的“数字窗口”，是数智赋能引领健康治理变革的重要路径。
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开发与应用，驱动健康治理现代化。数智赋能的更深层意义，在于通过健康医疗大数据的聚合与洞察，推动健康治理从以疾病为中心的被动应对，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主动管理。为此，必须夯实数据基础并强化数据分析能力，实现基于数据的精准预测与个性化干预。在公共卫生领域，通过对传染病动态、慢性病流行趋势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建模，可以实现对重大健康风险的早期预警和精准防控，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在个体健康层面，结合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物联网技术持续生成的个人健康数据，可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数字健康档案。这使得为每位居民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健康评估、风险预警和生活方式干预成为可能，使得健康管理的单元从“患病人群”精确到“每一个人”，使得医疗服务重心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真正实现健康治理范式的转变。
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把握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坚持以更加完善的健康制度体系为支撑，以夯实基层服务网底为基础，以数智技术创新应用为驱动，系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各项重点任务。通过将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惠及全体人民的生动实践，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坚实的健康根基。
（吕璐璐、钟明华股市场外配资，分别系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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